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八貫企業評價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八貫企業評價 在 李開復 Kai-Fu Lee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對話李開復、汪華:公共偶像與預言家的投資十年
深度、坦誠的採訪,談創新工場10年
本文來自晚點團隊 晚點LatePost
………………………………………………………………
創新工場創立十年,搬家三次,從清華科技園、第三極大廈到今天的鼎好大廈,都沒有離開過中關村。從創業搖籃、大公司高地到技術陣地,中關村的變遷像一個隱喻詮釋著創新工場的發展。
2009年,人們因為李開復知道創新工場,他“創業導師”的偶像身份,扮演著創新潮中的聚光點角色,他們孵化新項目、投天使輪。2014年李開復生病休整一年多後,創新工場開始走向覆蓋早期到後期的技術型基金。
如今,創新工場管理資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投資項目超過350個,包括VIPKID、曠視科技、米未傳媒、美圖、知乎等專案,其中70餘家公司估值超1億美元,獨角獸17家。
在中國短暫的VC發展史中,VC承擔著複雜的角色:從創業導師、貴人,到資本推手,他們能快速搞熱一個行業、又能快速燃盡一個行業。但從某種程度上說,VC的九死一生或許比創業更加殘酷——它決策金額更大、組合更為豐富、結果更為隨機,但驗證週期非常長。
因此,多數人對VC的評價,總是後驗的。多數投資人看趨勢、忽略週期;看風口、忽略時間點;靠運氣、忽略沉澱。因此,研究一家VC的難點在於,你需要找到正確的時態,並且在這個時態的當下來動態觀察這家VC——他們是如何看待過去時的單個案例,如何討論未來時的大趨勢,以及貫穿始終的、關於基金本身思考的更迭。
在創新工場成立的第十年,《晚點LatePost》採訪到了創新工場創始人李開復和汪華。他們錯失過、也踩對過,創新工場是少數見證過十年週期、創業者代際和環境變化的基金,這讓他們的思考更有價值。
李開復和汪華,一個是公共偶像,一個是預言家。兩人極為互補,李開復擅長面對公眾,汪華長於思考分析;李開復更願意開拓新的領域,汪華負責決定投資的大方向。中關村的輝煌面臨著新的挑戰,他們的角色和創新工場的定位也將迎來一系列變化。
┃談投資:
《晚點》:創新工場十年,你如何評價工場的投資業績?
李開復:不夠快、不夠感性,嚴謹是我們的強項,也是我們的弱項。需要當場看人快速做的決策,我們不會做,因此我們會錯過一些能量很大,但不是最嚴謹的創始人;第二,看到巨大的風險且(創始人)當時沒有解決方案,我們會謹慎。
汪華:2009年我們可以把移動互聯網趨勢精確預測到第一二三階段,分別對應軟體、和社交、娛樂相關的使用者平臺、商業交易,事實也是如此。趨勢瞭解得挺好,投得也不錯,但從結果上來講,並沒有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晚點》:做投資以來,犯下過最大的失誤是什麼?
李開復:我們的基金不夠大。這不叫失誤,只能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汪華:還是執行層面上的問題:募投管退的執行跟不上市場變化的速度。我們在移動互聯網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投得挺好的,但移動互聯網最值錢的公司很多出現在第三階段: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商業和交易階段。第二階段幾個工程師就可以做起來一家公司,但第三階段需要投幾千萬美金,這中間也只有一年時間。那時趕上開復生病,投資收縮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到2014年底的時候,我們的基金規模和當時的狀況是投不動當時估值和燒錢都很厲害的交易性公司。
《晚點》:為什麼在對商業趨勢的判斷上你們花了很多時間,而在做基金最基礎的募投管退上,你們花的精力卻不夠多?
汪華:這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在這個行業做得最靠譜的VC,天天都在投創新、在看商業模式變更。但基金這個生意本身,不論是決策裡的科技含量,還是商業模式創新、管理、激勵等各個層面,這十多年的變化是很小的。唯一一個大變化就是大型基金的出現。
在整個金融行業,VC一直是邊緣領域,也不該站在舞臺主流的領域,錢不多人不多,根本就不能支撐大規模的投資。只是因為移動互聯網的出現,VC從後臺走到前臺,參與到巨額的投資當中,超級基金開始出現,才開始有了足夠多的錢和足夠大的規模。
過去VC並不是一個有持續性的生意,上一個基金做得再好,和下一個基金之間也沒有任何的延續性。VC高度依賴老中醫式的個人判斷,導致無論是組織架構還是整個基金的能力建設都很難。所以VC採用合作制也是這個原因,不規模化,手工作坊制和合作制本質上是最好的。尤其是過去八年,在機會非常多的情況下,VC們去當槍手,而不是打陣地戰——成了最好的抓住過去八年機會的方式。
《晚點》:你理解的陣地戰是什麼?
汪華:可以長期、延續性地積累核心能力;不斷擴展規模和邊界,不依賴具體的個人;持續提升和改善效益,並且擁有不斷擴張、無邊界的投資能力、投資工具和投資規模。
《晚點》:中國最好的VC紅杉資本是否某種程度實現了規模化的陣地戰作戰?
汪華:紅杉是規模化的遊擊隊槍手。
大部分基金合夥人,有的是出於個人興趣,有的是想掙一些錢,他們有什麼動力把自己弄成雷軍和任正非呢?
過去八年的投資機會,本質是移動互聯網提供了新的交易界面和通訊界面。很多領域裡原來有老大的可以換掉老大,沒老大的可以造個老大。
但最重要的是在新界面層出來時,你第一個沖上去佔領位置。過去之所以短短五年就可以產生百億美金級別的公司,並不是公司內生的自然增長,而是公司迅速佔領界面層之後,對上游和下游的價值體現,本質是在杠杆社會已有的價值。
這種環境下,投資的核心要點是迅速覆蓋、迅速補槍,這時候做投資,對精確度的要求比對覆蓋的要求要低得多。我們很多單子回報在30倍、50倍,即使有5個失敗、10個失敗都沒有太大問題,關鍵只要能贏,一切都可以pay off。在這種情況下,陣地戰壓根就不是什麼明智的做法。
但往後不一樣,小而美、槍手式的VC時代會逐漸過去。從2018年往後,界面層的機會已經沒有多少了。這種情況下,公司如果能掙到錢,很大程度是內生價值創建,而不是外延價值轉移。這個時代裡面,投資本質上需要打價格戰,而且大家都不約而同把基金規模擴大,包括我們自己。
《晚點》:所以孫正義在兩年前就做了1000億美元的願景基金還是有其創新之處的。
汪華:有,也沒那麼多,它從基金量的角度實現了陣地戰,但我覺得整個VC領域沒有誰真正做到這一點。
擴大基金規模是最容易做的,執行層面的陣地戰要難得多。我覺得第一步要做的不光是規模擴大,而是做成全階段、全能力的基金。
比如高瓴,拋開二級市場部分,它把VC加上PE,都在做大規模的產業化投資。紅杉也是一樣,無論幣種、階段,紅杉還想做二級市場的事。企業的增長週期在變長,需要VC以完整的投資鏈條工具去保證cover這個增長,而不像以前一樣,企業核心增長可以在兩三年之內發生。
《晚點》:你們很早就認知並預測了移動互聯網的幾次浪潮,但你們並沒有成為收穫最大的基金。為什麼?
汪華:有客觀原因、主觀原因、能力原因。還有很多理想主義的成分也需要被時間洗刷,理想主義是要體現在目標上,而不是在執行上。
最好的基金是去人性化的——我希望在將來不要把投資弄得像“中醫”一樣。
投資像“中醫”,指的是把對未來的東西更多判斷成信仰、隱忍、堅持、熱情這些主觀情緒化,在投資裡面做自增強、自我感動。
投資去人性化的原理是,第一,你對未來的判斷和對當下的判斷必須要接近真理,越接近真理你才越有可能成功;第二個,你雖然接近真理,但你接近的真理是眾所周知的真理,也賺不到一分錢,所以你不但要接近真理,而且必須跟其他99%的人的認知不一樣,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跟其他99%的人認知不一樣的,真的就是錯的事。
《晚點》:在你眼裡,算得上少有人看到的真理是什麼?
汪華:比如我們當時決定投線上教育的時候,沒有人看好線上教育,而我們認為教育線上化是接下來幾年最大機會的時候,可以從本質上提高教育的供給、教學的效率。
《晚點》:你把這些稱為真理?為什麼不換一個謙虛點的詞?
汪華:為什麼要換謙虛點的詞?投資的本質就是一個求真的過程。我們對未來變化的真實情況和真理的把握,越接近它,我們的投資收益就會越好。
┃談人類:“刷抖音和造金字塔、登月、工業革命、大型戰爭本質是一回事”
《晚點》:過去十年有什麼事情最出乎你的意料?
李開復:中美關係。
汪華:沒什麼特別意外的。所有這些政治問題本質上都是經濟問題。貿易摩擦之類只是表像,包括全世界各地保守主義的上臺,這些都是表像,實際上是經濟結果,只要這個原因不被修正,貿易摩擦就不會結束,保護主義就不會結束。
而修正並不是通過貿易摩擦來修正,也不是通過一次經濟危機,而是要通過各個國家再重新建立法律、分配、社會權力再制衡的體系,這些體系真建立起來了。或者我們人類運氣特別好,找到下一個增量,通過繼續做大蛋糕來解決分配問題。
《晚點》:AI是否可以做大全人類蛋糕?
李開復:AI是像電一樣的平臺,會促成所有傳統行業變革,變革的下一階段是它會取代重複性工作。從人類的歷史可以看到,工業革命帶來最大的壞處就是把我們洗腦成為了重複性工作的奴隸,如果失去重複性的工作,有人認為是人類一種價值的喪失,所以才有人覺得AI時代存在失落感。
但實際上我的觀點是,人存在的本質,是創造力和愛。最終我們會感謝AI時代的來臨,因為我們會從重複性工作中解放,反而可以做最擅長的事情,無論是創造還是關愛。
汪華:AI理論上也可以做大一部分蛋糕,但是它提升效率的速度會比做大蛋糕的速度更快,會進一步加劇集中化和把大量的人口踢出生產交易的環節。
《晚點》:你曾經說,未來只會剩下兩類公司,一類是充分解放人類雙手的AI公司,一類是讓人獲得低成本娛樂的公司。
汪華:世界上全球化、自動化已經把一部分人踢出了生產消費的經濟迴圈,所以財富和權力都往少數公司聚攏。第一,過去十年是人類有史以來貧富分化最劇烈的十年;第二,從廣義來說,這些互聯網公司造成的影響比日韓巨頭對當地的壟斷影響更深刻。
大量的生產經濟部門消失,同時又沒有新的經濟部門被建立,這在過去幾年沒問題,因為互聯網、全球化還在不斷創造增量,當這個增量差不多快結束,同時又沒有新的增量被創造的時候,這件事就快崩潰了。
《晚點》:地球上還有什麼可以做大蛋糕的方法?
汪華:“地球上”這個字眼出來就很沒意思了。傳統上做大蛋糕是指大量低經濟體的人口加入到經濟迴圈裡來,那是純粹的消費創造,但已經接近尾聲了。即使做大蛋糕,剩下可以加入經濟迴圈的也沒有特別多。
所以要改變收入分配制度,讓多出來的生產力有匹配的消費,這可以解決一部分問題,但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還有就是必須找到全新的產業消化生產力。
《晚點》:你認為現在的主要矛盾是生產關係跟不上生產力的發展。
汪華:如果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是這樣,當然我認為也不只是這樣。
最主要的是現在暫時沒有新的增量,當然還有一種方式,就是把大量生產力投入到某個消耗的事情上去。類似于當年的互聯網、當年的工業革命、服務業革命,吸收大量生產力誕生新的需求。傳統的例子是金字塔、登月、大型戰爭,它們雖然不產生正迴圈,起碼可以消耗過剩的生產力,最理想的狀況是大航海時代。
《晚點》:所以你認為大航海、金字塔、登月、工業革命、互聯網是同一個維度的事情?
汪華:對。
《晚點》:下一個可以吸收大量生產力誕生新需求的產業可能是什麼?
汪華:自動化提高了生產力,但必須要有一個全新的東西去容納多出來的生產力。在中國抖音之類的其實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例子了。
比如改變分配制度我認為可以緩解這個問題,但是還不夠。創造一個全新的產業理論上是更好的。將來可能會出現消耗大量人口的第四產業。抖音可能是一個雛形,如果再過10年,大部分物理勞動都自動化之後,第四產業可能是純粹滿足人的精神愉悅需求的某種形態,抖音就是向人提供精神滿足的產品。但目前像抖音這樣的產品,依然還不能承接這麼多的人口。
如果現在的工業服務業只要佔用人類20%的人口,剩下80%的人口幹什麼?
《晚點》:騰訊和位元組,誰更靠近第四產業的發展?
汪華:理論上來講騰訊占一個先手,騰訊的核心資產是關係鏈,騰訊商業價值的本質就是佔有用戶時長。但第四產業廣義來說也很泛,娛樂只是一部分,比如說廣義的教育,包括廣義的健康,可以產生新的大規模用戶生產消費相關的東西都算。這個事還早,阿裡等公司也不是沒機會。
《晚點》:YC美國有一個實驗,即在滿足人們基本工資後,這些人會做什麼?研究表明這些人可以去做更有創造力的事情,比如說畫畫。
汪華:但必須是產業化的、必須能形成生產消費迴圈的事情才行,所以抖音是比畫畫更好的例子。
《晚點》:除了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全新產業去消化生產力,還有沒有第三個更高維度的事可以承接大量生產力?
汪華:那就是擴充人類的邊界,把大量的生產力投入到馬斯克說的,投入到星球大戰計畫裡面去,投入到核聚變發電上去,投入到粒子加速器裡面去。
與其給所有人類都發基本工資,讓人類都躺在那裡都玩抖音,還不如把這些生產力投入到有可能擴充、拓展人類邊界的巨額投資裡去。當然這個是現在的經濟社會制度也是做不到的。
第四產業如果真的只是以抖音為代表逐漸發展出來,純粹以滿足人的精神娛樂為目標的產業,如果這個是未來的出路,我肯定會很失望。
《晚點》:你是對人類失望,還是對創造這些產業的企業家失望?
汪華:這樣的話會形成類似於中世紀一樣的場景:人類邊界沒有被擴充,而是停滯在一個自我滿足的狀況,80%的人就活在互相自我滿足的經濟迴圈裡。
《晚點》:有人認為人們如果不去刷抖音,他們就有可能性去探索其他事情;而另一些人的觀點是,這些人即使不刷抖音,他們也不會去自我創造和實現。
汪華:從現在的事實來看,對各個國家來講,讓這些人去刷抖音是最好的選擇。
┃談創新工場:“全世界唯一的模式”
《晚點》:創新工場回報最好的基金是哪一期?
李開復:投AI項目最多的回報最好。其實每支基金都能進第一梯隊,因為我們有很多超高回報的項目,比如曠視回報400倍、VIPKID回報1200倍。
《晚點》:什麼時候確定要做Tech VC的戰略?
李開復:工場最早是做孵化器,後來我們慢慢淡化孵化器,在2010-2013年慢慢轉型成投A、B輪的VC。在專注做基金之後,我們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技術型VC。
中國結構性的變數就是傳統行業。我們在籌畫一個更大的基金來支援投資傳統行業。中國人工智慧所帶來的GDP,到2030年較今天會有50萬億的增長,這50萬億並不來自AI公司,而是傳統行業用AI找到切入點從而產生價值。這個時候我們要做他們的AI導師,同時連技術代碼、人和錢一起投進去。
汪華:Tech VC換一種說法是,中國很多產業前端集中,後端分散,效率低下,有以萬為單位的服務商或者流通商。Tech VC一方面要覆蓋最前沿的技術,另一方面要覆蓋中國最底層的產業。VC投資要陣地戰,不像以前那樣去抓一兩個最大的機會,而是需要系統化。
《晚點》:整個創新工場運轉的商業模式,對標全球,和哪一家VC比較像?差別是什麼?
李開復:跟Google Venture有點像,它的做法就是投資之後,會調一些Google工程師給被投資公司。最大差別在於工程師,工場工程師的KPI不是幫你賺錢,而是想嘗試新的事物,但Google Venture是要投資賺錢,Google又有自己的戰略目標,這三者會有利益衝突。但我們的目標是把我們的技術和人才,賦能給傳統公司,我們跟他的利益百分之百一致,因為我們投資了他。
工場現在的模式是全世界唯一。沒有其他基金的工程師又做醫療又做教育,還做投資。工場工程師有三塊,一個是立項了,做好了就出去創業,第二種是三四個頂級科學家,帶團隊做科技探索到場景應用。第三個AI賦能團隊正在建立,去傳統公司幫他們解決問題。
《晚點》:工場投的幾百家公司裡,哪家公司的發展曲線最讓你意外?
李開復:VIPKID,我沒有見過一家公司,每年實際資料都超過前一年預測的好幾倍,這持續了好幾年。
汪華:給我帶來最大意外的,往往是表現不好的項目,或者是我沒投但最後變得非常好的專案。如果任何事情能改變你的判斷體系和執行體系,它的價值都很高。
比如說位字节跳動,沒投,第一是考慮新聞監管性因素;第二是理論上來說,流量和搜尋引擎應該把這件事做得最好。結果無論是百度、騰訊,還是其他公司,表現差得出乎我意料,而頭條表現好得出乎我意料。
《晚點》:錯過頭條的不止你們,無數基金都在後悔。這是否是個還能接受的錯誤?
汪華:頭條是移動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幾家公司,而且我當時還看過這家公司,並且跟創始人聊過。移動互聯網裡最重要的幾家公司,如果你沒投,你就會損失大筆投資收益,而頭條是裡面最重要的一家。
┃李開復談個人:“如果你想要影響一個人或一批人,你要挑最容易普及的”
《晚點》:你認為自己一直以來的角色是投資人還是創業導師?
李開復:早就不是導師了,創業和導師,是彼此互斥的兩個詞,強大的創業者都有自信,他可以參考你的觀點,但會拒絕你是他的導師。
《晚點》:什麼時候意識到中國創業者是不需要導師的?
李開復:我們把孵化器轉型成VC的時候就意識到了。最開始做創新工場,是看到很多創業者被欺負,很多投資規則在中國並沒有被大家瞭解,我希望來幫助他們,後來出現了很多天使投資人,創業者面臨的條款隨之公平,加上雙創熱潮,我覺得我們(孵化器)的歷史任務完成了。
《晚點》:最早成立創新工場,為什麼選擇汪華來做合夥人,最看重他什麼品質?
李開復:Google中國業務三分之一都是他魔術變出來的,當時Google總部不允許買流量,汪華能找到非常划算的流量。在一個規則很多的公司,他能有創意地把事做成。
《晚點》:你最不能忍受汪華哪一點?
李開復:汪華是愛因斯坦型的人,他腦子的轉速超過大部分人耳朵能聽進去的速度,好的地方是幫我們想了很多很棒的點子;不好的地方是別人跟不上,我們都插不上話。
但只要汪華一天在我們這裡,我們就要創造一個讓他不用彌補自己短板的環境。
《晚點》:在你生病的一年,汪華的狀態如何?他有找你尋求如何管理基金的建議嗎?
李開復:所有工場的人十七個月幾乎沒問我任何事情。我每次看到他,他臉上就多一點痘痘,最後全部都是痘子,其中鼻子上長了一顆,大得像衣服上的扣子。他的壓力太大了,壓力不只是說開復不在我要做所有的決定,還有萬一開復不能回來,我們還能不能再融到資,而且答案可能是融不到資。
《晚點》:你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AI,這個視角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李開復:生病以後。因為我的生病讓我瞭解了人類真正生存的意義,不是重複性的工作,而是愛。從這個角度看AI我就會完全不同。
《晚點》:每天兩億多的人花60多分鐘不停地刷機器推薦過來的資訊、短視頻,如何理解這個現象背後的技術價值觀?
李開復:千人千面背後的AI技術,是一個讀取了海量資料的目標函數,但人的時間不能只被這麼膚淺的一個目標函數來控制,我們應該有更好的目標函數。我美國一個朋友提出,AI應該要從衡量時長,轉變到time well-spent。
《晚點》:但創業者會告訴你,我現在需要這樣的手段來讓我生存、上市。
李開復:然後出了問題再被要求整改,這可能就是我們的劣根性導致的,只看到這樣一個路徑。我想紮克伯格會不會給出一樣的答案。
《晚點》:你現在最大的熱情在哪裡,寫書嗎?
李開復:當然不是了,最大的熱情在發揮我的創意和愛。
《晚點》:你想普及正確的AI價值觀,為什麼不先從創業者開始?從這些大公司的CEO開始?
李開復:因為我覺得人還是要專注他能影響的事情。
我寫書能發揮的對社會的影響,超過說服紮克伯格,我不覺得我跟他們談,會讓他們做不同的事情。
但我寫了書以後,很多中國傳統企業家會說,開復老師,我們要做AI,你來教教我們;很多LP會說,我們可不可以投資你的基金;還有很多國家來找我,李博士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策劃國家的AI策略。
過去這六個月,我大概接到了七八個國家元首或者是總理的邀請,我在幫他們做AI的一些建議和策劃。如果你想要影響一個人或一批人,你要挑最容易普及的。
《晚點》:你覺得誰能影響這些企業家?或者什麼事情能影響他們?
李開復:只有出了事情之後才能影響他們。至少紮克伯格是這樣的,但現在只有他出事情了。
┃汪華談個人:“如果成功被解釋成天賦是一種失敗”
《晚點》:你曾有過創業的衝動嗎?
汪華:投資能滿足我的追求,我對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挺好奇的。2009年,我就假定所有人都用手機,這世界會發生什麼變化?但當時很多結論,很多人都覺得不可能。包括手機能不能買東西,要知道2000年的時候,別人還覺得無法在PC上買東西呢。
《晚點》:你是如何比別人都早看到、意識到這些?
汪華:有很多很客觀的東西,幫助你精確地推出一些趨勢。第一階段我們劃在2012年到2013年,我們相信這期間性能夠用的手機價格能降到1000塊錢,我們做出這個預測是在2009年,而當時所謂的智慧手機價格基本在3000元左右。這實際上通過供應鏈是可以做出判斷的。
《晚點》:站在今天,你認為最應該向未來5到10年提出的問題是什麼?
汪華:第一,我怎麼保證5到10年之後,創新工場擁有終極門票;第二,未來基金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它肯定不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
《晚點》:如何評價開復?
汪華:開復其實是挺有勇氣、挺有決斷力的一個人,無論從微軟離開去到Google,到探索中國的早期科技,每次變化都是放棄之前的很多東西,開復對於未來也是很敏感的,有自己的觀點。以前大家總把他當作公共偶像來看,所以看不到他的很多閃光點。
《晚點》:很多見過你的人都評價你極聰明,很多人誇你是天才,你認為自己的天賦是什麼?
汪華:沒覺得有什麼天賦。以創新工場為例,如果在這個基金裡,所有我以前的投資能力和投資成功的案例,只能被解釋成天賦,而不能把它歸結成任何的方法論的話,這在我的眼裡是一件非常失敗的事情。
八貫企業評價 在 【MoneyDJ新股巡禮】八貫主攻醫療、航空寡占市場 - YouTube 的推薦價格和值得買嗎?
美國最大醫療設備廠商Hillrom的氣墊病床,空巴、波音的充氣逃生滑梯,還有戶外運動大廠Patagonia,這些全球一線大廠,背後的供應商,就是這間隱身在 ... ... <看更多>